編者按：戰(zhàn)國風云，七雄并起，兩千多年前的刀光劍影也曾在廊坊這片土地上上演。燕趙、燕齊之間時而緊密聯(lián)合，時而相互征伐，關系微妙，錯綜復雜。本文即是對戰(zhàn)國時期廊坊地域行政建置情況的考證，也能讓人們對那段波詭云譎的歷史有更真切的感受。

說起廊坊歷史，引用最多的是明人蔣一葵《長安客話》中的一句話——“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遂隸涿鹿之阿”，這就把廊坊歷史上溯到五千年前三皇五帝的遠古時期。通過多年考古調查，我市三河孟各莊、劉白塔等地發(fā)現有新石器時期遺址，全市范圍內商朝遺址也有零星分布，這都證明了廊坊地域內有早期的人類活動。

廊坊地域在社會結構、組織形態(tài)等方面脈絡清晰的歷史應該從西周封燕開始。公元前1044年，武王姬發(fā)伐紂推翻殷商之后建立周朝，開始實行分封制。周王朝以都城鎬京為中心，沿著渭水下游和黃河中游，劃出一大片土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統(tǒng)治的中央特別行政區(qū)，此謂之“王畿”。王畿以外的全國所有土地劃分之后，分封給姬姓的周王室親族和少數異姓有功之臣建立諸侯國。各諸侯國猶如眾星捧月環(huán)繞拱衛(wèi)著王畿，這其中就有武王封其弟召公姬奭的燕國?！妒酚洝ぱ嗾俟兰摇份d“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從此，燕國在貫穿西周、東周長達八百多年時間里，成為北方地區(qū)的一個統(tǒng)治政權。今天廊坊所處的大部分地域，都在燕國所轄范圍之內。因此，研究燕國歷史是追溯廊坊歷史文化的正脈。

然而，三千多年的風塵埋沒了太多歷史信息，從西周到春秋戰(zhàn)國國祚八百余年、世系歷40余代的燕國，在司馬遷的《史記·燕召公世家》中僅用了區(qū)區(qū)2300字就從頭說到了尾，并不是太史公惜字如金吝于筆墨，而是他手中掌握的燕國史料也十分有限，這一點從《史記》所錄燕世系中從召公到第九世燕惠侯之間資料為空白就可看出端倪。

針對歷史研究過程中史料缺失的問題，早在清末，一代大儒王國維先生就提出用“二重證據法”來解決歷史懸疑問題，其言“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意思是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互印證， 以考量古代歷史文化。此說與從西方引入的現代考古學異曲同工，成為一種被廣泛認可的學術正流。從司馬遷著《史記》的兩千多年前到現在，無論是科學考古發(fā)掘，還是在各種機緣巧合下出土的文物資料補充了諸多史籍之不足，使今人手中掌握的歷史信息遠富于司馬遷時代。有賴于此，燕國歷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斷出現，這也使廊坊歷史研究有了更多的線索和支撐。由于燕國早期涉及廊坊地域的史料依然不夠充分，本文只就廊坊地域戰(zhàn)國時期的行政設置這一角度略作鋪陳。

一

在正史中，廊坊所轄諸縣（市、區(qū)）最早置縣時間為西漢高祖初年，如安次、固安、文安、大城都是在這一時期置縣，其他地方都相對要晚一些。那么西漢之前廊坊地域內有沒有行政設置呢？遍覽諸縣史志，西漢以前僅注明其地所屬，至于有無行政設置均語焉不詳，或不云所以，或以“漢以前邑名無可考”一語帶過。在《史記》《戰(zhàn)國策》等史書中，雖然零星記述了一些廊坊地域內戰(zhàn)國時期的地名，諸如方城、臨樂、武平等，但這些地名是否代表當時的行政設置仍未可知。

史書中出現所涉廊坊域內地名的情況多出現在燕昭王前后。燕昭王是燕國中興之主，其父燕王噲受人蠱惑，將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此不合周禮之舉遭到從燕國內部到燕國以外各諸侯國的普遍抵觸，子之主政三年燕國大亂，在公元前320年，齊國、中山國聯(lián)軍乘機攻燕，燕國國都被攻破，燕王噲和子之被殺。在面臨滅國之際，趙國一代英主趙武靈王出于鄰國之間力量對比的綜合考量，將燕國送往外國當人質的公子職送回燕國擔任國君，這就是后來的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勵精圖治，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在燕下都高筑黃金臺，“千金買骨”，招納賢士， 樂毅、鄒衍、劇辛等各國俊杰爭相聚于燕昭王麾下。

隨著國力日盛，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樂毅為上將軍，與秦國、趙國、韓國、魏國合縱進攻齊國，連下齊國七十多座城市，除了莒、即墨兩城，幾乎攻占齊國全境，一雪當年破國之恥。燕昭王在位三十三年，把原本弱小的燕國帶入一個最為鼎盛的時期。燕國疆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史記·蘇秦列傳》），從這時起，燕國躋身于戰(zhàn)國七雄之列。

從此時燕國的版圖可以看出，現在的廊坊地域絕大部分已經被納入。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段話所描述的燕國四至中北、東、西三面毫無疑問地把廊坊所轄范圍的對應方向攏入其中。至于南面，文中講燕國南有呼沱、易水，而這個時期的呼沱、易水在哪里呢？關于呼沱，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說“滹沲，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滹沲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梢姡趹?zhàn)國時期，滹沲河下游在今文安一帶。至于易水，唐代學者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中說“易水出易州易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歸義縣在唐時羈縻州治所，舊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區(qū)東北三十六里的廣陽城村，與上一句話聯(lián)系起來，就知道易水從易縣過今房山后向東注入呼沱河，然后在文安入海。據此，今文安以北的廊坊地域都為燕國所轄。此外，廊坊最南部的文安、大城兩縣戰(zhàn)國時期處于燕、趙、齊三國邊境地區(qū)，從動態(tài)的時間段來說三國曾先后互有領屬，不可一概而論。

那么，在燕國的這個版圖上，行政組織形式是什么樣子？按照史籍記載，燕昭王時期實行的是郡縣制。比如，樂毅伐齊，勢如破竹，“下齊七十八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史記·樂毅列傳》），又如，燕昭王命大將秦開襲破東胡，卻敵千里，北筑長城，設置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還有，《戰(zhàn)國策·秦策五》說“趙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這些都好像證明了燕國實行的是郡縣制。但從近年來披露的燕國文物資料（如璽印、兵器的銘文）信息來看，史籍所描述的并不十分準確，燕國的縣級行政單位稱為“都”，因此，燕國實行的是郡都制，而不是郡縣制，這一點目前在學術界已經基本形成共識。筆者此前發(fā)表的《從兩方古璽印談文安置縣相關歷史問題》一文曾就此有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二

前面做了這么多鋪墊，現在該進入正題，戰(zhàn)國時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設置情況是什么樣？應用“二重證據法”，可以從史籍和文物兩方面相互驗證得出答案。

從現在掌握的信息來看，燕國的行政設置分為三級，王室（中樞機構）—郡（相當于市級機構）—都（縣級機構），“都”下面是否還存在像秦、漢時期“亭”之類更細化的基層設置目前不得而知。由于這三級行政設置而形成了不同大小的三類城池。最大的是燕王和中樞機構所在的都城，其次是郡治所在的城池，比這兩類更小的是都（縣）治所在城池。

燕國國祚822年間，先后建有五座都城，北京市房山區(qū)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是西周初期召公受封燕國的都城，已被考古、史學界認可。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在北京西南房山區(qū)琉璃河鎮(zhèn)發(fā)掘出周初及西周時的城址和墓地，遺址發(fā)現兩處古城城址，共發(fā)掘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車馬坑。其中M1193號大墓被認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內容相似的一篇銘文，銘文記的是當年周天子對太保召公奭說的一段話。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召公奭不能親自到燕地來當燕侯，于是銘文載：“令克侯于匽(燕)”，即天子封召公奭的長子克做匽(燕)地的諸侯，代替他的父親到燕國。銘文與史書中召公受封之事相符，且與《史記》所記載的“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相合，即召公并未到燕地就封，而是在朝中輔佐成王。

此后，燕國先后有燕上都薊（位于今北京市西二環(huán)廣安門附近）、臨易（位于今河北雄縣縣城西北五公里）、燕中都（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區(qū)竇店鎮(zhèn)）、燕下都武陽（位于今河北易縣東南2.5公里處），這些都城遺址基本上都被近年來所進行的考古探測所印證。

從燕國這五個都城的位置來看，與廊坊地域的直線距離都不太遠，這是由于燕國雖然版圖不小，但北部基本是人煙稀少的山區(qū)，只有南部一帶人口比較稠密。建立都城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規(guī)模，因此燕國都城基本上都選址于山區(qū)與平原的結合部，這一區(qū)域在戰(zhàn)國時期稱為陽地，廊坊一部分區(qū)域就在此列。特別是今天固安一帶，位置更接近燕國都城，屬于燕國督亢地區(qū)的膏腴之地，在當時是非常富庶的地區(qū)。但是，由于燕國的戰(zhàn)略縱深比較小，如今廊坊并不算大的地域面積在燕國時期卻一部分屬于“京畿”，一部分屬于與齊、趙兩國的邊境前沿，這就注定了燕國與齊、趙兩國的戰(zhàn)爭多數都涉及到廊坊地域，因此史籍在敘述這些戰(zhàn)事的同時，也把涉及廊坊地域的地名記錄下來，從而為了解當時的行政設置提供了信息。下面我們就摘錄出來逐條分析論證，從中一窺戰(zhàn)國時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設置情況。

其一 （燕王喜）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記·燕召公世家》），（悼襄公）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記·趙世家》）

《史記》中這兩處記載說的是同一個內容。記錄的是燕王喜十二年（前243年）趙國與燕國間的一場戰(zhàn)爭。李牧是趙國北方良將，曾經駐守代和雁門備匈奴，平素“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zhàn)士”，使匈奴十多年不敢近趙邊，被后世與白起、王翦、廉頗并稱為戰(zhàn)國四大名將。前243年，李牧攻燕，拔武遂（今河北保定徐水區(qū)西北的遂城鎮(zhèn)）、方城（今河北固安縣西南），相傳在固安縣雀臺寺村曾有李牧點將臺遺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從李牧攻燕這段記述中，方城與多見于史書的武遂并列，應為一座比較大的城池。而且，目前已經發(fā)現印文為“方城都司徒”的燕國璽印，因此可以確認當時燕國有“方城都”這一縣級行政設置，史書中的記載僅為省略了“都”字而已。

其二 （趙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史記·趙世家》）

這段文字的信息量很大，記述的是趙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燕趙易土之事，其中提到六個地名，由于年代久遠，現在均已不再沿用，因而也為確定歸屬增加了難度。龍兌位于今河北滿城境內，汾門位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區(qū)西易水之北，臨樂位于今河北固安西南，葛位于今河北徐水東南，武陽位于今河北易縣東南，這些都沒有太多爭義。唯有平舒對應現在是哪里有不同觀點。南朝裴骃《史記集解》引東晉史學家徐廣之說“平舒在代郡”。唐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這兩種解釋基本相同，那就是認為上述這句話中的平舒為后來代郡之平舒。當代學者陳平所著《燕史紀事編年匯按》一書也認同此說。

然而，當代學者彭華在其所著《燕國八百年》中，明確標注此平舒為今河北大城。還有天津史學家韓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也把燕趙易土的平舒考證為大城。此外，廊坊本地學者李思進、楊馨遠主編的《大城史話》和大城縣政協(xié)編著的《大城歷代文獻選編》進一步確認了這一觀點。

前者有古代學者加持，后者有當代專家論證，究竟哪種觀點更接近歷史真相？筆者更認同此平舒為代郡平舒之說。綜合分析如下：確定平舒應該是哪里，首先要搞清楚這次燕趙易土誰是主動一方，只有先清楚這個問題，才能正確分析這次易土的動機和目的，從而幫助我們做出判斷。燕趙易土之事《史記·趙世家》原文說得很明確，即“趙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證明此事的主導和發(fā)起者是趙，而不是燕，主導一方肯定有明確目的才會主動提出這次易土。況且此事見之于《史記·趙世家》，而在《史記·燕世家》中沒有被提及，說明這次易土對趙國很重要，對燕國則僅是同意了趙國的易土方案而已。天津史學家韓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說燕趙易土是燕國為了解除趙國對燕國上都和下都的安全威脅，明顯是把燕國當成了易土的主動方，這自然會造成其判斷的失誤。

其次，既然是趙國主動與燕國易土，那么趙國的動機和目的是什么？這就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分析。戰(zhàn)國晚期，燕趙連年交戰(zhàn)，燕王喜四年（前251年），燕國誤判形勢，以為趙國少壯皆死于秦趙長平之戰(zhàn)，乘機舉兵伐趙，趙國派廉頗為將，大敗燕軍，燕相栗腹被殺，趙軍北上五百里圍困燕都，燕國不得不割五城請和；燕王喜六年（前249年），趙孝成王以武襄君樂乘為將攻燕，圍其國。就在燕趙兩國忙于相互征伐之際，西面虎視眈眈的秦國坐享漁翁之利，向東不僅攻占了韓國的上黨，又于前247年 “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史記·秦本紀》），趙國北方腹地面臨著來自秦國的巨大壓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趙國才不得已于當年決定與燕國易土。那為什么趙國用龍兌、汾門、臨樂換回燕國的葛、武陽、平舒這三個地方呢？很明顯是出于加強對秦國防御的戰(zhàn)略考慮。在秦國已經占據太原一帶的情況下，要想保證趙國北方腹地安全，就不能讓秦軍穿越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在北部有兩個重要關口，分別是“太行八陘”中的蒲陰陘和飛狐陘，也就是現在的紫荊關和飛狐口，這兩處關隘是晉冀穿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自古以來就是戰(zhàn)略要地。葛和武陽都位于蒲陰陘以東，得此即可加強對這一關口的戰(zhàn)略控制。而飛狐陘位于今淶源以北、蔚縣以南，古時代地平舒扼其西口，趙與燕換得平舒，就是為了控制飛狐陘。因此，趙國才不惜用龍兌、汾門、臨樂交換燕國的葛、武陽和平舒。當然，龍兌、汾門、臨樂三地靠近燕國都城，對燕國來說也不吃虧，同時還送了趙國一個順水人情，這才使此次燕趙易土得以順利實施。

綜上，趙與燕此次易土主要目的是加強太行山重要隘口的戰(zhàn)略防御，以阻秦軍東進，因此可以斷定此次易土之平舒應為代地平舒，而與大城無關。

這次燕趙易土中還提到一個與廊坊有關的地名——臨樂?！妒酚浖狻芬眯鞆V的觀點，認為臨樂即為臨鄉(xiāng)，《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臨鄉(xiāng)故城在幽州固安南十七里也”。臨鄉(xiāng)西漢時初為侯國，后置縣，東漢時廢入方城。明嘉靖《固安縣志》古跡條目有“臨鄉(xiāng)，故城名后省周惠王與燕臨樂”。前文已經說明戰(zhàn)國時期燕國已經有方城都的設置，同一時期的臨樂如果也是縣級設置的話，與方城的距離過近，不太合理。但作為燕趙易土六地之一，臨樂自然也不會是太小的地方，因此戰(zhàn)國晚期時的臨樂是個什么級別的存在還需進一步考證。

其三 （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史記趙世家》）

這里提到的武平是哪里？據《史記正義》所引唐李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贏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這個方位正是現在霸州市勝芳鎮(zhèn)，李泰的這條注解也是勝芳在戰(zhàn)國時期稱為武平的最早史料證明。另據霸州當地學者考證，勝芳始建于春秋末期，因地處河堤匯合之處的堤頭而最早得名堤頭村，時屬燕。前318年燕國發(fā)生子之之亂，齊國乘機攻燕，堤頭村被齊國占領。三十年后，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將樂毅統(tǒng)五國之兵伐齊，不但收復失地，而且克齊七十余城。也就是在這次伐齊之戰(zhàn)中，堤頭村重新歸燕，并改名武平（八百多年后，到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北齊后主高緯于公元570年改“天統(tǒng)”年號為“武平”，為避諱皇帝年號，武平改名渭城，后來又改為勝芳）。

這一說法的原始依據不知出自哪里，但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前284年樂毅伐齊之后武平屬燕，而到《史記·趙世家》所說趙惠文王二十一年，也就是前278年時，因“趙徙漳水武平西”，所以可以斷定此時的武平屬趙。這六年間，雖然燕國經歷了從燕昭王到燕惠王的權力交替，但燕趙此時共同的敵人是齊國，燕趙關系處于“蜜月”期，兩國之間并無戰(zhàn)爭導致的領土易主，也無非戰(zhàn)爭因素的領土交換，那么就出現了武平歸屬前后矛盾的問題。

這就有一種可能，《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可能不是勝芳，而是另有他地，也就是說唐人李泰在《括地志》中所考證的“武平今名渭城，在贏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的觀點有誤。古人做學問都比較嚴謹，但限于當時的客觀條件，古籍中張冠李戴的錯訛現象并不少見，對古人的觀點不能盲目認同。出于學術探討的角度，“趙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被認為是勝芳需要解釋以下疑問：一、漳水在戰(zhàn)國時期是不是流經現勝芳一帶？二、趙國圍繞武平（勝芳）兩次讓漳水改道有何必要？三、從現在考古驗證的燕南長城走向來看，在修建長城的燕昭王時期，勝芳一帶應該屬燕，這也就沒有了在燕地趙國來為河流改道的可能性。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論證，暫且存疑。

其四 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zhí)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碧锸现娇趾喒珡土⒍D已，遂殺簡公（《史記·齊太公世家》）。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這是《史記》涉及到徐州一地的兩段記載。第一段記述的是春秋時期的前481年田成子發(fā)動政變，在徐州殺死齊簡公之事。第二段講述的是戰(zhàn)國時期齊威王與魏惠王在討論何為國寶時的一句話。這兩段話中都涉及到齊國的徐州，但這個徐州是哪里從唐代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分歧。唐代兩部史籍對“徐州”都有注釋，司馬貞所撰《史記索隱》云“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薛縣為古縣名，秦置，北齊廢，治所在今山東省滕州市南四十里皇殿崗故城址。而張守節(jié)所撰《史記正義》解釋徐州為“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平縣也”。因勃?？o東平縣，后人多認為此東平縣應為東平舒縣之誤，也就是說《史記正義》認為徐州為現在的大城縣。從近幾十年來發(fā)表的學術研究成果來看，此徐州被認定為河北大城之說逐漸得到認可。這也就證明了一個問題，齊威王在位時間為前356—前320年，這時正處于戰(zhàn)國中期，此時大城還稱為徐州，至于什么時候從徐州改名為平舒，只能是在此之后到西漢置東平舒縣之前這段時間內，至于更具體的時間，下文在談及文物資料部分時還會提及。

三

前面把文獻史料中涉及廊坊地域的戰(zhàn)國時期地名做了簡單梳理，可以看出關于廊坊戰(zhàn)國時期的文獻史料非常之少，這也是長時間以來對這一時期歷史的研究幾乎是盲區(qū)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長期以來出土戰(zhàn)國文物特別是大量帶有文字信息的古璽印、青銅器、陶器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獻史料的不足，為研究燕國行政設置提供了難得的基礎信息。

一、古璽印。關于古代璽印，東漢末年劉熙的訓詁學著作《釋名》解釋為：“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fā)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惫怒t是秦國統(tǒng)一全國之前印章的通稱，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稱“璽”，官吏及一般人的稱為“印”。早在春秋中期，璽印已應用于社會活動中，但鮮有實物存世。到了戰(zhàn)國中晚期，形成了嚴格規(guī)范的璽印制度，璽印成為上到國君，下到各級官員行使權利的必備之物，不但有官必有印，而且璽印的大小、形制、材質等方面也有了嚴格規(guī)定。

戰(zhàn)國古璽存世量較大，來源無外乎傳世與出土兩種，且以后者為主。最早形成于北宋時期的金石學就已經把璽印文字列入其研究范疇，以達到證經補史之目的，但畢竟當時能夠見到的古代璽印數量有限。到了清代，隨著出土器物的增多，金石學也達到一個高峰。晚清金石學家陳介祺于古璽收藏甚富，其代表著作《十鐘山房印舉》收錄古璽印萬余方，成為研究古璽印的扛鼎之作。20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隨著現代考古學引入中國，在古遺址考古發(fā)掘中更多古代璽印面世，為探究歷史，論史籍正誤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近幾十年來關于戰(zhàn)國古璽印的研究成果有羅福頤《古璽匯編》、莊新興《戰(zhàn)國璽印分域編》、陳光田《戰(zhàn)國璽印分域研究》、胡長春《戰(zhàn)國璽印分域間序》、曹錦炎《古代璽印》以及施謝捷《古璽匯考》等等，在這些著述中披露有幾十方燕系戰(zhàn)國璽印，有效補充了燕國行政體系研究中文獻史料的不足。其中涉及廊坊地域的璽印有八方，其中官印七方，私印一方，歸納分類如下：

一是與文安有關的燕國璽印有兩方。其一，收錄在莊新興主編的《戰(zhàn)國璽印分域編》的“文安都司徒”印，系故宮博物院藏品。前文已經說過“都”為燕國縣一級行政單位的名稱?！八就健笔枪糯环N官職，《周禮·地官敘官》中稱“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即司徒是主管教化的文官，與執(zhí)掌軍政和軍賦的司馬分工不同，但級別相近，故司徒與司馬也稱左右司徒。其二，收錄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的“文安都赤皇”。“赤皇”有學者考證為主管傳驛烽燧事務的官職。據廊坊市文物管理處出版的相關資料，在燕南長城沿線的大城縣旺村、文安縣韓村東南、大城縣郭底村內都發(fā)現土堆夯筑烽燧遺跡，此亦與該印契合。 因此，雖然史籍中并無文安戰(zhàn)國時期置縣的記載，但這兩方官印表明燕國曾置文安都無疑，加之目前已經發(fā)現的秦代“文安丞印”封泥，完全可以改寫文安西漢置縣之說，把置縣年代向前推至戰(zhàn)國中晚期。

二是與三河相關的燕國古璽印有四方，皆為官印。分別是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匯編》戰(zhàn)國時期燕系璽印中有“泃城都司徒”“泃城都右司馬”。右司馬為古代一種官名，春秋置?！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骸肮耪咧T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戰(zhàn)國時，楚、齊、燕等均設此職，掌軍政。燕系璽印中左、右司馬官職均有出現，除此印之外，還有庚都右司馬、柜易都左司馬等，一般情況下，左司馬的地位要高于右司馬，因此泃城都右司馬應為泃城都掌管軍事事務的副職。

另曹錦炎《古代璽印》收錄燕系古璽“泃城都丞”。此印最早收錄在《十鐘山房印舉》，證明其出土年代較早。丞，漢以后為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副職，有大理丞、府丞縣丞，縣一級地方行政單位正職為縣令，副職為縣丞，但戰(zhàn)國燕系璽印未出現過“令”的官職，因此，戰(zhàn)國時期丞為地方正職的可能性也應存在，泃城都丞應為泃城都的地方主官或副職。

此外，在《璽匯》中還收錄有一方“泃城都赤皇”印，此印與上文中的“文安都赤皇”屬一類，不再重復。

泃城都應為因泃得名。泃，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薊縣北，西南流經北京市平谷縣南，折向東南，經河北三河縣東，至天津市寶坻縣東北注入薊運河。唐武德二年建置臨泃縣，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市東?！端洝U丘水注》：“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北，合笥溝斷，眾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泃河又南逕紻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紻城南，東入于泃河。泃河又東南徑臨泃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而出?！薄豆疟局駮o年》載，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5年），齊師及燕戰(zhàn)于泃水，齊師南遁。多數學者認為，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泃城，位于現三河市東，與唐臨泃縣的位置基本接近。不同版本《三河縣志》漢以前資料闕如，以上四方戰(zhàn)國燕系官印同為“泃城都”一地，非常少見，可補史料之不足，證明戰(zhàn)國時期燕國設有泃城都，可以使三河的置縣史大為提前，具體沿革情況是，戰(zhàn)國是燕國設泃城都，秦時史料無考，西漢置路縣，東漢改路縣為潞縣，唐武德二年析潞縣置臨泃縣，貞觀元年省臨泃并薊州，開元四年更置三河縣。

三是與固安有關的古璽印一方。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匯編》收錄有戰(zhàn)國時期燕國官印“方城都司徒”。前文已經說過，在《史記》中方城的地名曾多次出現，如“（燕王喜）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記·燕召公世家》），《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對于方城的存在以及地望古今都沒有太多歧義，只是史籍用字簡練，從未出現過“方城都”的記述，這方璽印的重要性就在于憑此可以完全確認方城的行政設置，相比較而言，對于前文所述同樣在古籍中出現的“臨樂”就是個未知數。

四是與安次有關的私印一方。戰(zhàn)國燕系復姓私璽有“安即生晨”。據施謝捷先生考證，“安即”即“安次”。《漢書·地理志》載渤?？倏h安次，其地為今廊坊市安次區(qū)。

二、青銅器。青銅器之銘文稱為金文，兩周時期帶銘文的青銅器之所以珍貴，就在于關于這一時期的文字資料甚少，金銅器銘文能夠提供更多未知的歷史信息，琉璃河燕都出土的青銅器就為了解燕國世系提供了重要依據。

目前發(fā)現與廊坊地域存在關聯(lián)的青銅器有兩件。

一是武平鐘。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刊載后曉榮、 陳曉飛《考古出土文物所見燕國地名考》中記述，“出土戰(zhàn)國時期燕國青銅器中有武平鐘，銘文為‘武坪（平）君□□□器’。武平地望無考，武平君為燕國失載封君，文獻無考”。文中雖表述武平地望無考，但“平”字下加土是燕國文字中“平”字的常用寫法，帶有鮮明的燕國特點，如燕璽平陰都司徒中的“平”字，如果武平鐘銘文中“平”字的寫法與此一致，就能確定為燕系青銅器無疑，只可惜原文沒有附錄銘文拓片，也沒有說明該青銅器的出土細節(jié)。如果確認為燕國青銅器，前文已經說過霸州市勝芳鎮(zhèn)古稱武平，兩者之間應該有聯(lián)系，若此，武平在燕時也應為“都”的設置，并且單純從字面來看，“武平”恰與“文安”對應，且位置相近，都處于燕國與齊、趙兩國邊境，大膽假設一下的話，這兩地是否為戰(zhàn)國時期同時命名并設“都”，表達了一種對邊防安寧的美好祈盼，此點留待日后詳考。

二是“平舒”戈。天津史學家韓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記述，1983年在天津市大港區(qū)沙井子村（原屬靜?？h）出土平舒戈一件，長胡三穿，援略上揚，內鑄“平舒散戈”四字銘文。從文中描摹文字形制看，字形結構與燕國文字有明顯差異，屬典型的齊國文字風格。此戈的出土，證明平舒在戰(zhàn)國時期曾是齊國所轄縣之一，其地望應包括今河北大城縣、天津靜海縣及濱海新區(qū)部分地區(qū)。

三、陶器。與青銅器上的金文相類，古陶器上的文字被稱為陶文，雖字數一般較少，但亦能透露珍貴歷史信息。1983年，天津市靜?？h西釣臺古城出土一件陶器“舒”豆。豆為先秦時期的一種食器和禮器，有銅制和陶制兩種?！笆妗倍篂樘罩?，淺盤細高把，通高21.8厘米，把部中部戳記一“舒”字，字體結構與平舒戈同。從該豆文字特征看，年代應與平舒戈為同一時期，是證明平舒為戰(zhàn)國時期齊國轄縣的又一實物證據。平舒戈和“舒”豆的出土，加之零星文獻資料，完全可以把大城的置縣歷史推至戰(zhàn)國時期。

四

綜上所述，通過應用二重證據法分析論證可以得出，在戰(zhàn)國時期廊坊域內明確建立縣級行政設置有燕國的泃城都（三河市）、方城都（固安縣）、文安都（文安縣），齊國的平舒縣（大城縣），有可能有縣級行政設置但尚需進一步確認的有安次、武平（勝芳），可能性較小的有臨樂（固安縣東南）。從此可以看出，廊坊這一地區(qū)無論是對于戰(zhàn)國時期的燕國，還是與之相鄰的齊、趙兩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qū)域。長期以來，限于先秦史料缺失，以及楚漢戰(zhàn)爭影響，這一區(qū)域漢以前歷史后人無從得知，自西漢至今兩千多年來因因相循，訛誤至深竟成定論。因此，無論是出于對歷史的敬畏，還是弘揚廊坊歷史文化的需要，都應正本清源，對廊坊地域的先秦歷史給予足夠重視，一些已經達成共識的學術成果要加大宣傳和利用力度，做到嚴謹考證、大力宣傳，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所把新的學術成果補充吸納，充分展示廊坊歷史文化積淀，以增強文化自信促進全市文化軟實力提升。

（作者曾任廊坊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征編室主任，文史委副主任，現為三級調研員。主編《廊坊近現代人物錄》《廊坊歷史文化村落擷英》等多種文集。）